科举考试中设立了翻译科,专门针对后金人进行满语和汉语的翻译考试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会满语的人,这一考试被迫取消。
到了千禧年,后金族几乎全部汉化,会说满语的人已经极为稀少。
面对这一局势,乾隆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来强化“满洲至上主义”政策。
在官员选拔上,他进一步加大对后金人的政策倾斜,使得后金族人在官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。
后金贵族可以凭借爵位直接获得官职,无须经过常规的选拔程序。
这对于后金族人来说是一条快速的晋升途径,许多年轻的后金族人得以早早进入官场并占据高位。
乾隆重点提拔了四个人:阿桂、福长安、福康安以及和珅。
他们均担任过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等要职,其中阿桂后来还成为了首府军机大臣。
然而,和珅的升迁速度和地位最为突出,他一年内连升五次职,26岁就进入了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。
这无疑得益于乾隆的后金人优先政策。
除了在官场上的优势,乾隆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后金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。
他利用手中的国家经费,将八旗子弟卖出去的土地购买回来,然后在悉数还给他们。
并减少八旗兵的火器操演时间以鼓励他们更多地练习骑射。
这些措施旨在强化后金人的族群认同感,并延缓其汉化的过程。
即使到了清末,一些后金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满语和骑马射箭的能力,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优越感。